華盛，這位唐納德·川普總統提名的聯準會主席候選人，公開提出希望聯準會更改衡量通貨膨脹的策略。聯準會長期以來傾向使用排除波動性食品和能源價格的「核心個人消費支出物價指數」（核心PCE）。然而，華盛的提議更進一步，主張在計算整體通膨時，必須徹底剔除極端的價格衝擊。他強調，聯準會關注的應該是「潛在的通膨率」，而非由地緣政治或特定商品（如牛肉）波動帶來的偶發性價格變動，他更青睞「修剪平均數」（trimmed averages）等指標。
然而，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的經濟學家阿迪雅·巴韋（Aditya Bhave）對此提出了警告。他指出，華盛所宣稱的「體制改變」可能難以如其所願。巴韋認為，若採用修剪指標，那些先前被排除的能源和食品價格波動反而可能對聯準會的政策制定產生更重要的影響。更具諷刺意味的是，華盛昨天也曾主張忽略一次性的供給面價格上漲，而如今修剪極端數據的做法，反而可能使原本較小型的食品或能源價格跳動，流入計算模型，導致修剪後的通膨數據，反而高於聯準會目前偏好的核心PCE。
巴韋進一步提醒，歷史數據顯示，當修剪後的通膨數據超過核心PCE時，過去曾迫使聯準會採取鷹派立場。這意味著，若華盛的修剪通膨未來持續領先核心數據，他將處於一個兩難的境地。評論人士則質疑，華盛的動機更多是為了迎合川普的政治意願，而非基於經濟學的最佳實踐。雖然華盛否認會完全受制於川普的利率要求，但他關於財富和自主決策能力的立場，仍引發了市場關於其政策獨立性的廣泛質疑。
從我的角度來看，這場爭論核心不在於「數字的計算方法」，而在於「權力的優先順序」。華盛的提案本質上是一場試圖重新定義聯準會數據基礎的政治行動。他試圖通過引入更極端的“去噪”模型，來營造一個「經濟壓力已經基本解除」的敘事，進而達成讓聯準會採取鴿派立場的目的。然而，巴韋的警告點出了這個模型固有的邏輯漏洞：任何過度的「過濾」都會帶來新的「過濾盲點」，使得一個「純淨」的數據難以定義。最終，聯準會的信譽建立在其指標的穩定性和可解釋性上。如果市場和學術界質疑該指標的「客觀性」，那麼任何華盛的「結構性改革」都極有可能在執行層面遭遇巨大阻力，從而將其政策主張限制在一個非常狹窄且容易被質疑的範圍內。這場戰鬥，表面上是數據的辯論，骨子裡，卻是對華盛能否真正掌握經濟數據的「敘事權」的爭奪戰。
原文網頁：Warsh gave his way for measuring inflation. It could come back to bite him (by Alex Har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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