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能源部長指出，伊朗戰爭正成為韓國能源結構轉型，從依賴石油轉向再生能源的關鍵轉捩點。韓國已承諾到 2030 年實現 100 吉瓦的再生能源容量，目前容量為 37 吉瓦。面對能源結構的根本性轉變，政府將著重發展風能與太陽能，尤其在短期內，太陽能被視為最有效的解決方案。韓國擁有充足的日照時數，相較於歐洲地區具優勢。然而，光伏產業正面臨巨大的地緣政治挑戰，韓國本土太陽能產業的市場佔有率已急劇萎縮，幾乎完全被中國市場壟斷。
儘管長期目標宏大，但眼前的能源困境迫使韓國採取了修補性措施。為應對即期能源價格的衝擊，政府決定延緩關閉燃煤電廠的時間，並重新啟動部分核電站，以減少對天然氣的依賴。由於韓國能源幾乎全部進口，且石油和天然氣價格的波動性極大，這使得能源轉型的步伐既急迫又充滿變數。政府除了通過臨時預算支援民生，甚至實施公共停車場的管制等短期需求管理措施，也承諾密切監測油氣價格的走勢，以避免電價一次性跳漲的局面。這場轉型，既是應對外部衝擊的應激反應，也是一個結構性、深層次的國家戰略轉彎。
作為資深評論員，我的理解是，這篇報導揭示了韓國能源轉型面臨的「三重夾擊」困境。首先，**地緣政治風險的體現**：伊朗衝突不僅是地緣熱點，它直接將結構性的能源結構風險轉化為眼前的成本危機。韓國過度依賴進口能源，尤其是中東的石油，使其能源安全極度脆弱。其次，**產業鏈的結構性依賴**：再生能源轉型的主軸是太陽能，但卻完全受制於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上的絕對主導地位。雖然政府試圖透過補貼保護本土產業，但單靠行政指導難以撼動如此龐大且成熟的全球供應鏈格局。最後，**短期補救措施掩蓋了長期問題**：延遲關閉燃煤電廠或重新啟動核電站，這些行為雖然在短期內平抑了成本壓力，卻本質上體現了當前綠能基礎設施建設的滯後性，不得不依靠高碳排的舊能源來「撐場」，這暴露出國家能源體系在能源轉型路徑上仍缺乏一個穩定、平順、快速的銜接機制。韓國的轉型，已從純粹的「環保倡議」，提升到了「國家生存韌性」層面的極限戰備狀態。
原文網頁：Iran war sparks ”fundamental energy transition” in Seoul toward renewables: Energy minister (by Lim Hui 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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